今晚，弟弟请我喝酒，回家前在小区园内的长凳上稍坐，仰望夜空，月儿在云间穿行，右手那颗星星很明亮，只是时隐时现。明天就是全国高考日，想起自己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的情景，尤其是1979年高考前的日日夜夜。
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即1978年，我第一次参加高考，考的是理科，后因自己是高二学生，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及往届毕业生高得多。没成功，我很无奈，也很郁闷。那时能上高三的名额有限，全年级十几个班只留下两个理科班，一个文科班，一个中专班，大多数人统一拿了肄业证书到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报到，在社会上待分配。肄业证书这样写道：该生因学制过渡发给肄业证书，享受毕业待遇。现实是这个毕业待遇和高考录取分数线不挂钩。所谓待分配就是等待国家分配你工作，那年已停止上山下乡，计划是进城镇集体企业，但什么时候能上班，到哪里上班，一切均是未知数。
新学期开始了，看着别人匆匆上学去，而我每天则必须到居委会办的临时加工点，拿着锉刀锉柴油机水箱上的毛刺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有天正在干活，居委会主任一位老大妈到加工点找我，说我原来学校的老师找到我家里，见没人又打听找到了居委会，一定有什么急事，现正在办公室等。来人是一位中年女教师，我不认识她，她自我介绍说是学校教导处的，姓薛，学校领导和老师看到我今年高考成绩总体还不错，尤其是政治和语文分数较高，建议我读完高三，到文科班重点补习历史、地理，为明年高考做准备。
于是我又回校进入了复习迎考的鏖战中。高三文科基本没有新课，有些老师原以为只要帮助学生炒炒冷饭即可，但几次摸底考试下来，发现大家的成绩不是一般的差，而是非常非常差，别说系统知识，综合分析能力，有的连基本知识点都是盲区。学生压力大，老师压力大，学校领导压力也大。没办法，只能从头开始，老师辛辛苦苦、不遗余力从零开始系统讲解，上课不时提问，下课布置海量作业，学生上课认真听讲，下课拼命做习题，看参考书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恶补历史、地理，不分昼夜，废寝忘食，死记硬背，看书记不住改成朗读，朗读记不住改成速写。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每次测试不进反退，那时觉得自己是个低能儿、白痴、废物。头昏眼花，白天真能见到大头鬼。
受不了如此惨烈的内心煎熬，数次想打退堂鼓。关键时刻，我真要感谢那位到居委会找到我的薛老师。她叫薛楚珍，本来在校教导处工作，安排教学，没有兼课任务，但她看到学校高复班的实际情况，主动向领导请缨教文科班历史课，她曾是文革前某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，按现在说法是标准的女学霸。学校像这样的教师还有许多，如教导处主任兼语文课老师，生产盐酸的校办工厂厂长兼化学课老师，等等，都是当时学校在各课最优秀的师资力量。薛老师上课总是笑眯眯的，语调不高，但水平非常高，效果十分好，大家都喜欢听。她见我焦虑，安慰说这是正常的，说我前面考理科，历史课基础差，现在要从新来。薛老师除正常上课外，总是抽空单独帮我理清学习内容，谈一些学习思路与方法，布置的作业也与别的同学不一样。她说，古今中外，无数历史事件是满地滚落的珍珠，手中的红丝线一定要把它们颗颗穿起，历史发展总有内在的必然的规律。逆水行舟，心路一波三折，我从怕上历史这门课到喜欢，薛老师是恩师，功不可没。
寒假结束开学后，紧张的学习气氛更浓，说压力山大一点也不为过。我和另一位借读生索性搬到学校，没宿舍就晚上睡课桌，复习进入了疯狂状态。这时，老师上课的重点已从点、面到线、网，学生们从题海战中挣脱，从战略高度清理死角，积蓄整体力量。大战迫在眉睫，为准备得充分一点，再充分一点，学校决定高复班上夜自修。其名自修，实为补课。教室灯火通明，老师帮学生拾漏补遗，来回拉网……他们嗓子哑了，黑板前粉笔灰飞扬；他们放弃休息时间，舍自己的小家，为学生尽心、尽职、尽力、尽能，却不拿学校和家长一分钱。薛老师微笑着上课，风采依旧，但渐渐脸色有些苍白，黄豆大的汗从额头直冒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好几次上夜自修课，她都捂住胃部，痛苦得不能言语。男同学劝她早点休息，女同学要扶她回家，她总是摇摇头说过一会就好。曾听其他老师讲，校领导让她住院治疗，她说等送完这批学生高考再去。
1979年7月7日、8日、9日，我高考那三天，昏天黑地，不堪回首，结果是考了个大专。开学前，我约几位同学去看薛老师，她治疗胃病刚出院，人瘦了一大圈，十分虚弱，见到我们强打起精神，微笑说，恢复高考后全国一年只招20多万大学生，包括本科、大专，你们能考上，真的不容易，老师为你们高兴！你们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，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！第二年寒假回来，听到薛老师胃癌已去世的噩耗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薛老师的灵魂在天地宇宙间、历史画卷里云游去了。现如今，我离自己第一、第二次高考已近四十年，从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到了近六旬老汉，所有经历、阅历皆可付诸一笑，唯有薛老师，您是天上的那颗星星么？！您的微笑永远照耀着我一路前行的步伐，同时我也坚信，会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朋友。(刘佰明)
